野田儒的生活記事

日據時期的台灣話文論爭

說起日據時期的台灣話文論爭，向來是統獨兩派異質詮釋的兵家必爭之地。關於台灣話文和民族性的討論，首見於1924年10月，連溫卿在《台灣民報》發表的〈言語之社會的性質〉、〈將來之台語〉兩文中有言：「言語和民族的敵愾心是一樣的，語言的社會性質是：一方面排斥其他民族的言語在世界上的優越地位；另一方面則保護民族的獨立精神，極力保護自己的民族語言。」
連溫卿首度從語言與民族的關係來討論「台語」，賦與了語言作為民族形式的象徵地位，引發了台灣史家連雅堂的同聲相應；之後，黃石輝在〈怎麼不提倡鄉土文學〉文中要求台灣人要用台灣話作文作詩作小說，放棄「貴族式」的文言文和中國白話文；而郭秋生在〈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中，更列舉出日文、文言文、中文難以普及於農工大眾的事實，認為既然文化普及遭遇傳播上的困境，只有以和台灣大眾日常語言沒有隔閡的「台灣話文」先掃除文盲，文化普及才可能達成。黃石輝、郭秋生的言論在報端激起了廖毓文、林克夫、朱點人等人極其不同的迴響，才開始了三０年代的「台灣話文論爭」和「鄉土文學論戰」。
在當今回顧這個在日據統治下興起的論戰，雖其殖民歷史情境和目前大相逕庭，但卻可以看出方言母語在書面化過程中的幾個重要思考層次，一是原本有音無字的母語在書面化過程中面臨的技術障礙，當時報端上關於教會羅馬字、漢羅拼音等表音符號的討論，直至二十一世紀，仍是當今台灣本土派的主體建構尚未解決的難題；二是母語書面化的適切性與必要性，方言口語的文字化，是否協助了族群共同體的想像、還是只是白白失去口頭語言生猛的能動性，在書面過程中「貴族化」、而成為落實文藝大眾化的一個阻礙？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當時所謂的「台灣話文」論戰，環繞著的都是福佬話，完全排除掉了客語族群和原住民，在這種情形下所形成共同體想像，到底是「誰」的共同體想像？是以族群為集體認同的單位、還是以台灣話文使用廣泛的勞動階級為單位？有否可能這只是福佬族群無意識地複製和挪用日本殖民認同的建構神話，而毫無霸權心態的檢討自覺？
姑且不論這些層面，母語書面化的核心問題，在一甲子後的台灣依舊沒有得到解決，但當年的這場論爭，卻各自被不同政治立場的學者所挪用，而得出各自所「需要」的歷史詮釋。本土派學者如葉石濤將其視為台灣主體意識的初步形成，而新生代學者游勝冠更推進一步把此論爭詮釋為：「從台灣孤立於中國之外的現實處境，看到匯流到中國共同語形成的虛幻不實際，轉而向台灣本土尋求扺抗資源的作法。」「象徵著日據下台灣社會中國─台灣雙重的意識結構的分裂，台灣單獨被突顯出來，以新的台灣意識對五四影響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進行再革命」。而左統學者呂正惠，則把這場台灣話文論戰視作是「文藝大眾化」的落實而非一個自絕於中原之外的「台灣主體意識」：雖然表面上反對的是中國白話文，但真實的目的不僅在把台灣話文書面化，而是受到俄國日本的文藝大眾化影響，「把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心理和意識組織起來」，消滅文盲，擴大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社會基礎。
如今我們回顧這段歷史，很難不注意到統／獨兩派不同的政治立場所產生的不同詮釋，但兩派陣營要「想像」的共同體是有所差別的：本土派透過「福佬話」這種民族語言的書面化想像出一個以台灣人為主體的共同體（而卻在不經意間排除了客語、原住民等其他族群）；左派論述則是從台灣話文的使用階層，想像出一個以勞動階級為主的、無產階級的共同體。儘管想像出來的共同體有所差異，但口頭語言的「書面化」，卻是雙方有意識的論述重點，這些，都可以做為母語書面化在當前台灣共同體想像時的參考架構。

口頭語言書面化在當今的適切性

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提出「印刷資本主義」，從歐洲民族主義發展的過程出發，說明印刷術為當時「想像共同體」的凝聚提供了必要技術手段。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以方言為基礎的民族語言轉換成書面文字、並且透過印刷術大量流傳，這種共同意識甚至於革命經驗方得以凝聚成形、並隨著印刷術散布出去。
安德森所謂生產歐洲民族共同體的印刷資本主義時代已經不再，而可以被大量複製和散布的媒材，如今也不僅只是書面文字；也許，當前在形塑想像的共同體時，一個合理的提問是：在電子媒體當道的現當代，我們可以透過何種媒介來形塑共同體，以便讓歷史記憶和情感得以進入文化複製的脈絡？影像敘事（或是聲音？）的力量和穿透力，在當前的社會中是否比起書面文字，更具備了超越種族、階級分野的能量？
儘管印刷術在「無遠弗屆」一事上曾經擁有的獨特性已然消失，文字作為大量傳播的媒介性質如今已經可以被其他媒材所替代，但要特別說明的，是書面文字在鞏固民族語言時所能發生的效用。社會語言學家注意到：讀寫或文字化，在語言保存、語言復興過程中有著非常重要的貢獻；而語言恰恰是一個民族形塑共同體想像的基本元素。比如說希伯來語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壽終正寢，不再充當口語溝通的工具，然而到20世紀初，卻起死回生在各種領域中使用。這其中的原因，正是因為書面語言的存在──儘管希伯來語的口語消失兩千多年，但其書面語傳統卻從來沒有斷過，如在宗教領域上的祈禱、閱讀聖經和猶太法典（Talmud）。書面語言讓希伯來語得以重生，重新變成可以凝聚共同體想像的、有生命力的語言。
雖然安德森在論述「印刷資本主義」時提及書面文字的傳播功能，如今似乎可能被取代，但書面語言在鞏固、保存並固定民族語言的功能層面上，卻能夠承載歷史記憶，成為群體認同的表徵。而個案研究顯示：就算在以英文為主的社會，族裔語言的書面語仍然有維持家庭、形塑團體凝聚力和社交關係等重要功能。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語言社會學家的研究，文字化或讀寫本身並不會自動的促成語言保存：母語讀寫需要融入各族群的社會生活當中，使族群成員對母語讀寫產生情感性的依附（sentimental attachment）和工具性依附（instrumental attachment）。前者指的是語言的象徵意義，如作為族群認同的記號；而後者，擔的則是語言的實質利益，指的是弱勢語言在當今社會中的可用性和適切性。我們如今在以書面文字形塑“知識的語言”、進入文化複製脈絡、進行共同體想像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到這個層面，才能避免掉語言滅絕的危機。

誰的口語？口語書面化過程中的霸權

日據時期的台灣話文論爭，從頭到尾參與論戰的文人都理所當然地把所謂的「台灣話文」視為「福佬話」的同義詞，完全不見其他族裔如客籍和原住民的聲音。可惜這種狹義的「台灣」民族神話建構，其霸權姿態直至今日仍不時可見。
如在〈母語文化與台灣的存亡關係〉一文中（見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b/bu-gi-ian/bugi-taioan-chun-bong.htm），可以顯見基本教義派學者對於振興「台語」（事實上指涉的只是福佬話）的過度熱情和對客語、原住民語言流失的冷漠，尤其是文末的六大具體建議案，更是讓人讀得憂心忡忡：

(1).即日起母語教學加強評鑑，對推廣不力之學校校長、主任等應處分調職。
(2).補足母語教師，並加強母語教師進修。(據了解目前真濟學校用非母語師資來取代)
(3).各機關學校每週至少二日以上台語日，由市府帶頭(是日學校除上課以外一律講台語)。
(4).各機關學校公用場所的電話總機、及其他語音播放一律愛有台語。
(5).製作標語張貼全市各機關學校及公共場所。標語內容：為尋回咱的尊嚴，請講台語。
(6).府城是台灣的起源，凡事對府城做起，而後延伸全國。

這此文可見，三０年代所謂的「台灣語文」論爭中的福佬霸權論述，在經過七十幾年後依然沒多大的改善，當前在把福佬話推廣作為台灣存亡的關鍵時，仍然是徹底地將其他族群的口頭語言邊緣化，在用強制的手段尋回「咱的尊嚴」時，渾然不覺是否有踐踏其他族群尊嚴的可能性。
此外，不論是何種族群的口頭語言，在書面化過程中不免需要表音或達義的工具，「白話漢字」既有的文字書寫，對於口頭語言到底是一種方便利用的工具、還是一種有損族群主體性的傷害？從卑南族學者孫大川自言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發展脈絡，我們可以窺見書面文字和口頭語言間相輔相成的關係：

沒有文字的原住民，藉用漢語，首度以第一人稱主體的身分向主流社會宣洩禁錮在靈魂深處的話語，這是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創世紀，也是另一種民族存在的形式。經過十幾年的實踐，似乎可以較為肯定地斷言：台灣原住民不再是歷史的缺席者。

從這十幾年來的實踐經驗來看，漢語的使用固然減損了族語表達的某些特殊美感，但它卻創造了原住民各族間乃至於和漢族之間對話、溝通的共同語言。孫大川強調，原住民文學的價值和存在意義，不僅讓主體說話，而且讓主體說的話成為一種公共的、客觀的存在和對象，主體性因而不再是意識型態上的口號，它成了具體的力量，不斷強化、形塑原住民的主體世界。

參考原住民文學的發展脈絡，福佬族群對於以漢語書面化會喪失想像的主體的擔憂是多慮的。事實上，從上篇討論的漢羅到羅馬拼音到全漢，無論書面文字的工具為何，我們應該檢討的是，在口語書面化過程中所想像的是「誰」的共同體、在尋回母語的同時是否壓制了其他族群的母語而不自覺？我們在制定一種共同的、獨尊的官方語言的同時，是否會因排除了少數語言在正常社交生活中可以公開地使用，被認可的機會，而形成弱勢語言無可避免的消亡？在以書面語言建構、鞏固想像的共同體的同時，我們必須保持這種警醒，才不會讓弱勢族群在大環境的驅使下不得不向主流語言靠攏，失去民族語言的活力。

參考資料：
母語讀寫與母語的保存與發展：
http://203.64.42.21/TG/Hakkhiam/chokphin/lunbun/bogi-thaksia.htm